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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降溫設備_錦州市財政補貼節能燈推廣活動啟動低碳經濟的本質
11月19日，錦州市2011年度財政補貼節能燈推廣活動正式啟動，當天發售各種型號節能燈近5000只，此次活動旨在傳播低碳理念、倡導低碳生活、推廣高效照明產品、促進節能減排。
自2008年以來，錦州市先后組織開展了“節能燈進社區”、“節能燈進萬家”等系列推廣活動，在全省率先采取了集中發售、定點發售、企業推廣和社區推廣相結合的推廣模式，共推廣國家財政補貼高效照明產品35萬余只，高效照明產品推廣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今年的推廣活動將持續到明年3月底，錦州市計劃推廣財政補貼節能燈12萬只。
生意社2010年01月25日訊
低碳經濟屬于經濟范疇，但本質上講，低碳經濟首先是一個技術創新問題，其次才是一個經濟問題，最終應歸屬為政治問題。
經濟決定金融，低碳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經濟發展模式、消費模式乃至生活模式的變革，必然會導致國際金融業發生結構性革命，由傳統金融走向碳金融。
2009年12月19日，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在萬人抗議、爭吵紛嚷、談判中斷、大會延期、決議難產中落下帷幕。盡管最終沒有達成有具體指標的約束性協議，但“低碳經濟”這個詞匯以前所未有的沖擊力震撼著世界各國的經濟和政治思維，低碳經濟有望成為繼信息技術革命后的又一場新的工業革命。筆者認為，碳問題從一個技術問題躍升為一個全球性的政治博弈，是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質疑和揚棄，低碳經濟在全球范圍的興起，必將對未來世界政治、經濟和金融發展格局產生深遠影響。需要指出的是，對于“低碳經濟”這個時髦詞匯的本質，我們必須有一個充分的、理性的認識，對低碳經濟引致的“碳金融”的發展趨勢也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研判。在此基礎上，探尋中國低碳經濟和碳金融的發展策略。
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有別于傳統經濟的新型發展模式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特征，以應對碳基能源對于氣候變暖影響為要求，以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目的。
“低碳經濟”是一個與氣候變化相聯系的范疇，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作為一個正式概念的提出，則源于2003年英國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此后，在巴厘路線圖中被進一步肯定。但是，十多年來，國際社會對其并沒有給予充分重視。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美國奧巴馬政府將低碳經濟與經濟拯救聯系起來，發達國家紛紛部署和實施“低碳經濟”戰略，從而使低碳經濟在全球范圍得到廣泛關注。迄今為止，關于“低碳經濟”的解讀是比較紛雜的，對其本質也缺乏統一認識。不同國家、不同組織、不同的人，都從自身所處的位置并基于自身目的進行“為我所用”的理解，理論界也從不同的學科對其進行理論詮釋。筆者認為，低碳經濟屬于經濟范疇，但本質上講，低碳經濟首先是一個技術創新問題，其次才是一個經濟問題，最終應歸屬為政治問題。
低碳經濟是一個技術創新問題
低碳經濟的核心在于通過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的創新，以及由此而致的產業結構調整、制度創新以及人類消費觀念的根本性轉變，有效控制碳排放，防止氣候變暖，促進和保持全球生態平衡。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節能、降耗、減排，還是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優化能源消費結構，都必須以低碳技術的研究、開發、普及和推廣為基礎。即是說，技術創新是解決環境和能源問題的根本出路，也是低碳經濟發展的本質所在。
就目前的研究來看，人類要控制和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主要途徑有四：一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是發展碳捕捉和封存技術，將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捕捉并封存起來；三是發展清潔能源，增加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四是植樹造林。就目前而言，這四條途徑都存在著明顯的技術瓶頸。首先，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負壓風機廠，就必須尋找到新的工業生產加工方法，如新的水泥生產方法、新的鋼鐵生產方法，以及新的汽車驅動途徑和新的存儲技術，也必須在建筑領域和交通領域尋找到新的節能減排技術。目前，一般企業沒有足夠的資金和內在動力進行傳統技術的創新變革。特別是，既有利益集團為保護自身利益，通常會阻止一些創新技術的大規模推廣應用。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要使其產業發展繞過高耗能而建基于低耗能、低排放技術，像發達國家那樣致力于以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發展，絕對是天方夜譚。其次，大力開發和推廣風能、太陽能、地熱、生物燃油等可再生能源，盡管符合節能減排和低碳經濟發展的方向，但這些貌似取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通常會受到季節、天氣變化等自然條件的影響，難以穩定獲取，唯一可行的辦法是把用風力、太陽能等發的電儲存起來。但是，短期內大規模儲能技術難以成熟。而且,鐵皮廠房通風降溫，現有的技術將使得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十年乃至五十年內不具備商業競爭優勢。第三，對于碳捕捉和封存，其廣泛應用也面臨相當大的技術和資金障礙。因為，這不僅涉及巨大的成本問題，而且也面臨著修建數千個碳捕捉廠、數十萬公里長的管道把碳排放儲存于地下的巨大困難。第四，植樹造林看上去是降低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一個簡單易行辦法，但是，制約造林面積增加的最大因素是水資源的短缺，如何解決水資源短缺問題，目前還缺乏技術支撐。
由此可見，發展低碳經濟首先必須在技術上實現突破和創新。沒有技術創新，低碳經濟不過是人類的一個“美好幻想”而已。筆者認為，在技術創新方面，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加大對節能減排技術和新能源技術創新的支持，積極致力于先進低碳技術的開發；另一方面，各經濟主體也必須積極應用先進成熟技術，提高能效水平。目前，一方面要大規模推廣應用成熟先進的能效技術、節能建筑、太陽能熱利用、熱電聯產、熱泵、超臨界鍋爐、二代加核電、混合動力汽車等，同時必須從戰略上致力于新一代低碳技術的研究開發和運營，如三代核電、風電、電動汽車、太陽能光伏發電技術，加快其商業化進程。在此基礎上，應積極開展四代核能、太陽能熱發電、二代生物燃料、先進材料等技術的基礎研究。
低碳經濟是一個經濟問題
低碳經濟盡管在邏輯起點上屬于一個技術問題，但它是關于低碳產業、低碳技術、低碳生活等經濟形態的函數集合，是一種相對于高碳時代的、低碳能源時代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展低碳經濟，本質上就是要調整傳統經濟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益，發展新興工業，建設生態文明。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人類生存和生活的質量，而不僅僅是物質的豐裕，更不是GDP的增長。實質上，從1962年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到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人們就已經對現代工業經濟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表達了對以環保為核心的“后工業時代”的憧憬和向往。
筆者認為，造成氣候問題，導致地球溫室效應的深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傳統的帶病運行的成本外化工業化模式則難辭其咎。發展低碳經濟，必須首先觸動和改變這一發展模式，而不能僅僅寄希望于外部減排。否則，無異于一個腎病患者僅通過外部血液透析來代替腎臟排毒代謝功能。筆者認為，如果不能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僅僅依靠技術力量，低碳經濟不會有實質性的進展，也不會走得太遠。人類面臨的文明危機是雙重的：一是溫室效應造成的環境與氣候的危機；二是工業經濟模式本身帶來諸多危機。其中，不斷生產毒素的后者是當代人類文明危機的根源。發展低碳經濟的本質就是在于建立高能效、低能耗、低排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其中包括生產模式、消費模式和國際貿易關系模式。
但是，我們也必須充分認識到，在一個可預見的未來，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將面臨巨大挑戰。因為，大多數國家難以跨越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化階段，而傳統的工業化產業的發展不可能僅僅依靠低排放或無排放的諸如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比如，鋼鐵生產中一個電機至少是幾十萬千瓦，而一個風機提供的能源遠遠不夠，而且風機是間歇性的，太陽能更不可能提供足夠的能源，盡管它的成本相對較低。三是現有的消費模式難以短期內得到改變�，F在，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乃至小島國家和貧窮國家，消費模式基本上是趨同的。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消費者都追求和向往高碳生活，房子越大越好，空調批量越大越好，汽車排量越大越好。在發達國家不放棄高消費、發展中國家追求高消費的消費心態和消費模式下，世界不可能由高碳經濟走向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是一個關于國際政治話語權重組爭奪的問題
低碳經濟是一個經濟問題，但在世界多極化發展格局下，它已經上升為政治范疇，是發達國家在其世界主導地位遭受新興國家挑戰后，試圖利用科技話語和法律話語來繼續管控世界的新方式，是約束新興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利器。從歷史的邏輯看，低碳經濟是“碳政治”的演進和合法化。“碳政治”發端于一套環保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環境政治，它與20世紀60年代的全球青年造反運動密切相關。這場起源于歐洲的青年造反運動引發了歐洲后來的各種社會運動，如女權主義運動、反核運動、反全球化運動、環保運動等。其中，環保運動進入歐洲政治的主流。隨著歐盟的建立，環境政治加速興起，進而為歐洲的“后現代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種特別的話語建構，并建立起相對于美國以及其他民族的優越感和使命感。其實，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局部問題。因為，人類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包括各種生態環境變化，既可能是氣候變暖問題，也可能是氣候變冷或時冷時熱所造成或即將造成的各種問題，更包括范圍更加廣泛的諸如河流、湖泊、山脈、植物、動物種群、城市居住條件惡化、工業生產污染、地震或地質災害甚至飲用水、食品等一系列關乎人類日常生存的基本問題。因此，歐洲的環境政治最初只能局限于歐盟，難以成為全球政治。可是，歐洲為了推行其“世界主義”，將環境問題政治化、全球化，就必須在環境問題上建構出屬于全人類共同關心的“公共”問題。因此，全球環境政治就不能選擇河流污染、土地污染問題，而只能選擇“氣候問題”作為全球環境政治的話題。
歐洲人正是利用人們對科學的信仰，精心建構了一套科學話語和政治話語：首先建構出全球氣候變暖與人類毀滅之間的科學聯系，然后再建構出人類活動與氣候變暖之間的科學關系。而人類活動與全人類毀滅的中介環節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導致氣候變暖的“溫室效應”來臨，因此，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就成為“碳政治”的核心內容。不過,工廠通風，作為一種理念、一種話語、一種技術，要變成穩定的、可持續的政治或經濟收益，就必須上升到法律層面，通過法律固定下來。因此，在科學話語建構基礎上，歐盟進一步推動這套科學話語進入國際公共空間，并通過協商談判機制來制定國際法，就導致了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簽署。公約確立了解決問題采取的“公平原則”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從而有效地將所有發展中國家納入其中。在長達四十年的全球氣候談判中，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一直掌握著氣候與環保的國際話語權。但是，這些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只說不練”，對發展中國家沒有履行技術和金錢上的承諾。相反，卻向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尤其是，即使在英美等發達國家國內，它們在低碳經濟方面也遇到了強大既得利益的阻力，政府當局也無所作為。
筆者認為，表面上，低碳經濟是基于對全球氣候變暖危及全人類生存的道德關懷，實質上，它是新技術革命背景下對全球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再分配。一方面，新技術革命背后隱含著巨大的政治經濟利益；另一方面，“碳”這種物質經過法律建構以后，具有引發金融擴張甚至金融革命的潛力。這種潛力的最大獲利者，不可能是發展中國家，而是處于制定交易規則強勢地位的發達國家，屬于那些能夠嫻熟掌握交易工具的發達國家的商家。在碳減排方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爭論分歧由來已久。鑒于低碳經濟問題屬于全球的公共經濟問題，其實施卻有賴于追求本國私利最大化的各國主體，所以，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協商談判在理論上是無法成功的。哥本哈根會議未能形成一致性原則即為佐證。筆者相信，相關的爭論分歧和政治博弈未來將會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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